第一章：平安夜的敲门声
纽约长岛——2023 年的平安夜，马聚正在厨房准备晚餐，敲门声传来。打开门，一名穿着正装女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牛皮纸信封。
“马聚先生？” 她问。
“我是。” 他回答。
女子自称是纳苏郡（Nassau County）的一名律师，请马聚签字，然后把文件交给了他。
“我的视力不太好，” 马聚回忆道，他脸上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当时我瞥了一眼，心想，‘嗯？谁在告我？’”
他顿了一下，笑容从他脸上渐渐消失，“我当时还想是谁在开玩笑。”
四年前，在中国长大的回族穆斯林马聚来到美国，申请庇护。他在中国人权活动圈已累积不小的影响力，经常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及宗教自由的侵害。
圣诞节虽然不是马聚家的传统节日，但在异乡的生活里，他和家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庆祝。“只要是快乐的节日，我们都庆祝，” 他说。
这一年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在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开创性的报告，揭露中国政府对回族穆斯林的压迫；他在华盛顿国会山和日内瓦作证；还协助组织抗议，反对北京当局在云南省拆除清真寺。
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马聚还创办了一个庇护所，帮助许多从中国“再教育营”逃出的幸存者们，在自由的国度重建生活。
即便是圣诞假期，他依旧忙碌——为庇护中心的人们张罗节日餐点，并帮助新来的移民处理杂务。
直到假期结束后，他终于坐下来，戴上眼镜，仔细阅读那份律师交给他的文件。随着他逐行把文字输入翻译软件，那些密密麻麻的法律术语变得越来越沉重，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文件显示，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对马聚提起诉讼，声称他欠下 1,250 万美元，并在纳苏郡法院追讨这笔款项。马聚一眼就认出，这起案件源于中国的一场旧案。
这笔所谓的“债务”，来自 2017 年甘肃法院的一项判决，而他始终认为那是一场充满腐败与不公、中国政府刻意将他定罪的审判。
如今，这笔陈年旧案竟然跨越 7,000 英里，追到了纽约。
他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一位长期合作、致力于宗教自由倡议的朋友。
“什么？” 朋友在电话那头惊讶地说，“他们竟然追到这里来了？”
对于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来说，北京的骚扰并不罕见——监视、网络攻击、威胁国内家人，这些手段屡见不鲜。然而，一场基于中国法院判决的诉讼，飘洋过海出现在美国法庭中，却标志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升级。
法律专家指出，马聚的案件反映出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美国法院正被利用来对付异见人士。与此同时，华盛顿正不断警告中国共产党试图将影响力扩展到其他国家。
“中国及其他专制政权正在利用美国法院，通过毫无根据的诉讼对异见人士施加财务和心理压力。”斯坦福大学法律学者迪耶戈·萨姆布拉诺（Diego A. Zambrano）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长期研究过土耳其、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的类似案例，并指出：“中国政府是这类(法律战)行动中最严重的施压者。”
自由亚洲电台调查报导组检阅了数百页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法律文件，并采访了两国的法律专家与前执法官员。受访者对北京采取的这种“法律战”的策略表达了担忧。
美国政府已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利用法律打压异见人士的危险。然而，从马聚的遭遇及其他类似案例来看，美国显然准备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类威胁。
美国法院通常会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只要它们符合基本的程序标准。这个做法本意是促进国际法律合作，但同时也留下了漏洞。
在马聚的案件中，即便人们普遍质疑中国法律体系的公正性，但美国法院认定没有足够的理由驳回中国的判决，
最终，纳苏郡法院裁定马聚必须支付 1,250 万美元。他仍在继续上诉。
北京的眼中钉──统战还是镇压？
马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早在他流亡美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974年，马聚出生在中国一个显赫的回族穆斯林家庭。回族是中国第三大少数民族，人口约1100万，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与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不同，回族在族裔和语言上与汉族更为相近，宗教信仰是他们与汉族人最主要的区别。长期以来，北京对回族的政策相较于维吾尔族较为宽松，然而近年来，政府的管控日趋严格。
马聚年少时离开中国前往叙利亚修读神学，2000年代初，他回到家乡甘肃，创办了一家矿业投资公司。随着财富与影响力的增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关注目标。
统战部专门在全球范围内培植、拉拢政商精英，扩大北京的影响力。统战部的运作通常在幕后进行，主要负责塑造舆论、压制异议，并推动符合中共利益的叙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马聚向纳苏郡法院提交的证词，中共官员曾多次邀请他加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这是中共统战系统内的最高级别咨询机构。尽管政协名义上是政治协商的平台，实际上却是为中共政策背书、巩固党统治的工具。接受政协的职位能让马聚进入中国的精英政治圈，但这也意味着必须向中共效忠。
“他们想让我成为（统战）系统中的一部分——一个橡皮图章的代表，” 马聚回忆道，他每次都委婉拒绝，避免直接得罪统战部官员。
然而，2008年，马聚开始公开批评中共及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这让他与当局的关系急转直下。那一年，他目睹了中国政府对拉萨藏族人的镇压，于是撰文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纳粹德国柏林奥运相提并论。
他对北京的批评很快招来报复。
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骚乱后，北京对中国穆斯林社群发动大规模镇压。当时，由于马聚一直在资助新疆孤儿院、清真寺等慈善事业，导致他被甘肃被警方拘留了15天，并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这是北京常用来打压少数民族的手段之一。
获释后，马聚意识到，他再也无法继续留在中国。他带着家人逃离，并于2011年定居迪拜。
自由亚洲电台无法独立验证他的说法，但他的经历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其他受害者的证词，以及国际媒体的相关报导相符。
即便身在海外，马聚仍然持续在网络上批评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他也很快发现，即使离开中国，也无法让他摆脱中共骚扰的阴影。
来自北京的官方代表不断试图拉拢他参与党的活动。这种压力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变得更加剧烈。
习近平推行强硬“宗教中国化”政策，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控制，这意味着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关闭清真寺和教堂，并加强对宗教领袖及异见人士的监控。同时，习近平加大对统战部的资源投入，使其在国际上的渗透能力进一步增强，甚至试图逼迫或收买海外人士为中共效力。
2014年，马聚在一次回国探亲时，被统战部高级官员邀请赴北京参加一场宴席。这次，他们再次向马聚抛出政协的席位，但话语更加直接，且带有威胁意味。
“你不能违抗党的意志，” 马聚回忆对方的警告，“如果你继续拒绝，这对你、你的家人，你的社区，都不会有好结果。”
马聚再次拒绝。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诉讼。
第二章： “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
2016年，定居杜拜几年后，马聚得知中国国有企业窑街煤业在甘肃对他提起诉讼。根据他向美国纳苏郡法院提交的法庭文件，一位担任窑街煤业法务部主管的朋友私下告诉他，此案是中国当局授意提起的，并无任何实质法律依据。
这起案件源于2008年的一笔煤矿交易，涉及马聚的商业伙伴安武君与国有企业窑街煤业的纠纷。
马聚与安武君共同经营一家煤矿投资公司，当年，安武君以1.9亿人民币（约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持有的80%股权出售给窑街煤业，而马聚仍保留自己的20%股份，并未受到交易影响。然而，窑街煤业仅支付了8,000万人民币（约1,180万美元）给安武君，馀款至今未结清。
几年后，由于欠款迟迟未付，安武君透过法律手段讨回款项时，当局对他施压，迫使他私下和解，并警告他法院会站在国有企业这边，不可能会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
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安武君向马聚求助。2012年，马聚代表安武君签署了一份终止转让合同。马聚的法律团队强调，他仅仅是帮忙出面签字，并不意味著他对未支付的款项承担任何责任。此外，马聚本人从未收到过这笔8,000万人民币。
尽管如此，窑街煤业在多年后用此事对马聚提起诉讼。2017年，中国法院裁定马聚须支付这笔8,000万人民币欠款，外加利息和诉讼费，总额达9,160万人民币（约1,250万美元）——即窑街煤业目前在美国对他提出的索赔金额。
在甘肃法院下达判决的几天后，那位曾试图招募马聚的统战部官员再次致电给他：“你不能跟党作对。”
对马聚来说，这个讯息再清楚不过：这场诉讼、不透明的司法程序，以及法院的最终裁决，都是中共对他的施压手段。
马聚表示，他的律师在遭受威胁后退出了案件，没有人敢接手，而他身处海外，也只能放弃在中国的上诉。
法律作为镇压的武器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法律专家，马聚的经历正是习近平治下中国司法体系的典型案例。
自从习近平巩固权力后，他复兴了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手段，将法律系统转变为党的“刀把子”——法律不再是公正的工具，而是维稳的武器。
这一策略的核心来自中共的“三战”学说——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其中，法律战是习近平治下打压异见人士与批评者的核心手段之一。异见者往往被控以“贪污”、“逃税”或“寻衅滋事”等罪名，这些指控不仅可能导致资产被没收，还使当事人及其家属陷入骚扰，甚至在生活、工作与就学方面遭受严重困境。
如今，北京正在将这种法律战术扩展到国际，利用司法诉讼作为跨国镇压的手段。
“利用常规诉讼来追击海外异见人士，是一种新型的镇压方式，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研究中国法律超过４０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学者于平（Yu Ping）指出：“没有高层授意，中国国有企业绝不会主动发起这类诉讼。”
中共“法律战”的理想猎物
专家指出，马聚之所以成为中共极力打压的法律战目标，与他的宗教背景、人权活动以及对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密不可分。
一位曾在中国司法系统任职数十年的前法官（因安全考量要求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在政治敏感案件中，法官并没有最终决定权。真正的决策者是共产党。他们可以伪造证据、操纵诉讼程序，甚至直接指定罪名与判决结果。”
根据马聚在纳苏郡法院提交的证词，中国当局利用该判决没收了他在中国的全部资产，包括房地产及其公司20%的股份，总价值超过5,500万人民币。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抢劫。”马聚在抗辩书中写道。
此外，他的前商业伙伴安武君——据信仍持有8,000万人民币资产——至今下落不明。
第三章：“悬崖勒马”
即使在中国经历了法律战的打击，马聚依然持续在海外进行人权倡议，他利用流亡的平台把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
2018年，马聚开设油管（YouTube）频道，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随著他的影响力扩大，北京对他的施压也随之加剧。
这种压力甚至波及到他的家人。中国当局曾审讯仍在国内的亲属，包括他的母亲与妹妹，命令她们劝他噤声，并警告若不配合，家人在中国国内的工作与生意都将受到影响。
根据马聚在法庭上的证词，2019年，他收到消息，北京正透过外交渠道寻求引渡他。他因此匆忙逃离杜拜，流亡美国。
2023年7月20日，马聚收到来自中国的语音讯息，发件人是他的叔叔。他一听便明白这是共产党的最后通牒。
自由亚洲电台（RFA）审查了这段录音。 他的叔叔声音平稳、冷静，像是在背诵一份讲稿：“悬崖勒马，悬崖勒马。” 他在电话里反复低声说，“不要与国家作对，不要做美国的走狗，不要让家族蒙羞。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挑战共产党。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党。”
同一天，马聚在他拥有近四万订阅的YouTube频道上公开回应。
“今天，我收到家族长辈的讯息，要我在十天内闭嘴，否则将被逐出马氏族谱。” 他直视镜头，“十天？我不需要十天。”
“我不会闭嘴。” 他坚定地说。
五天后，中国官媒发表文章，痛斥他为“欠债卖国”的外国势力。
几个月后，一场官司，追到了他所在的纽约。
原告中国国有企业窑街煤炭公司，将案件描述为单纯的合同纠纷。但马聚的律师团队则指出，这是一场由中共发起的政治报复，目的是惩罚他对政权的批评。他们指出，2017年的判决是基于一系列不公正的法律程序，因此美国法院不应承认这项中国法院的裁决。
马聚的律师还要求原告提供最初的终止协议，但对方只提交了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及执行文件。此外，马聚的律师团对要求进行口头听证也遭到驳回。
2024年8月13日，法官朗达·艾琳·费舍尔（Rhonda Erin Fischer）作出不利于马聚的裁决，要求他支付1,250万美元。法官在判决书中列出多项理由，包括：纽约法庭接受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与中国外交部认证的中国法院文件，并重申纽约州一贯承认外国判决的原则，以维持国际司法互惠。
此外，法官认为马聚的律师团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司法体系在根本上存有偏见，或不符合国际标准。
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法学教授古举伦（Julian Ku）分析，要让美国法官推翻外国法院裁决并不容易，尤其在这类商业纠纷的案件。“只要符合最低程序正义标准，美国法院通常会尊重外国司法判决。”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是为了促进国际司法互信，确保美国的判决也能在海外获得承认。”
“美国法院对所有国籍人士开放，这是优势，” 他补充道，“但这种开放性如今正受到考验。中共已学会如何利用他国的法律体系，来推进自身利益。”
古举伦进一步指出，中国在这类案件中的做法属于“不对称法律战”（asymmetric lawfare）。
2024年12月，马聚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正在寻找新的律师来支持他的法律诉讼。历经近一年的美国法律战，他的律师已减至仅剩一人。先前有三名律师拒绝代理他的案件，理由都是与中国存在业务往来或考量到家庭安全因素。
“这个案子太敏感了，” 马聚一边说，一边拨弄著逐渐花白的头发。
过去一年，马聚的人权倡议几乎停摆。他不仅得应付法律攻防，还需应对原告方不断提出的要求。其中，因为法院的裁决，原告要求他提供资产、现金流及在中国的联系人、合作对象名单。这项要求，让他特别忧心。
“我知道这个名单，会被中国当局利用来打压任何跟我有关的人，” 马聚说道。
中国的司法长臂
外界对中国及其他威权政权利用美国法律体系打压异见者的关注日益增加，但可用来反制的工具仍然有限。
2024年9月，美国国会委员会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扼杀了自由，现在正试图将其威权控制模式扩展到全球。”
“他们正在滥用美国的法律体系。”穆勒纳尔警告道。
究竟有多少诉讼是由中国政府直接支持的，仍然难以确定。法律专家指出，许多案件可能仍处于隐蔽状态，由国家代理人发起，以掩盖北京的直接参与。
“许多这类威胁都是在幕后进行的。”斯坦福大学法律学者赞布拉诺（Diego Zambrano）说，“在诉讼正式提起之前，通常会先收到律师的信件，内容大致是：‘撤回你的言论，否则我们将起诉你。‘这类信件鲜少曝光，但很可能有数百封正在流通，试图恐吓任何挑战中国政府的人。”
然而，即便只是几起个案，也可能产生寒蝉效应。
这类诉讼通常符合“SLAPP诉讼”（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即“战略性打压公共参与诉讼”）的特征。这类诉讼的目的在于透过高昂的法律费用与繁琐的诉讼程序，迫使被告噤声，甚至面临财务破产。
法律学者指出，许多威权政府都曾利用这一手段，但中国是最为严重的施行者。
尽管美国大多数州已因过去的滥诉案例而制定了“反SLAPP法案”，但赞布拉诺指出，这些法律存在一个关键漏洞：联邦层面尚未建立全面的对应法规，使得异见者在跨国案件中特别脆弱。
“事实是，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工具能让被告迅速击退外国独裁政权提出的诉讼。”赞布拉诺表示，“即使只有一宗案件，也足以令人担忧。这类诉讼的目的就是施加压力，他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打赢官司。”
“猎狐行动”：跨境镇压的延伸
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对海外异见者施压的策略，可追溯至2014年。当年，北京发起了一项名为“猎狐行动”的大规模反贪腐行动，目标是追踪并遣返逃往海外的逃犯。
尽管中国政府声称此行动主要针对贪腐官员，但美国官员指出，该计画的目标已逐渐扩展至政治对手、异见人士及批评政府的声音。
透过“猎狐行动”，北京试图绕过美国政府及正式的引渡程序，直接遣返被指控违反中国法律的公民。
2014年，一名中国高级官员曾公开向媒体表示，北京计画利用“直接在美国起诉”来追捕海外逃犯，并提到美中之间缺乏引渡条约，以及“美国似乎没有准备好”，这显示北京早在当时便有意利用美国司法体系来推进其执法议程。
2019年，中国官员公开赞扬其中一起案件的成功，称加州的一宗民事诉讼对目标对象造成“巨大压力”，“在迫使他回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自由亚洲电台调查，在过去六年内，至少有七宗由中国国有企业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个人在美国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分布于纽约州、新泽西州及加州。其中五宗案件与“猎狐行动”直接相关，至少三宗案件正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
这些诉讼通常遵循相似模式：中国当局先对目标人物进行骚扰，威胁其在中国的家人，最终在美国法院发起法律行动。
其中一起案件甚至导致中国代理人在美国本土被捕与起诉。该案件涉及一项试图强行、非法遣返一名美国公民，美国司法部并未公布受害者的姓名。
美国司法部将这起2022年10月的案件描述为“北京跨国镇压行动的一部分”，涉及监视、骚扰以及一宗根据起诉书所述的“毫无法律依据、纯粹为骚扰对方而发起的民事诉讼”。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审查的法庭文件，这名受害者为刘慎湘（Liu Shenxiang），曾是中国国有企业“上海齐鲁”的总经理，2000年因政治迫害逃往美国，并于2013年成为美国公民。然而，两年后，他被列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导的“猎狐行动”百名通缉要犯名单，成为主要遣返目标。
中国当局指控刘慎湘侵吞公司资金200万人民币，并透过多种手段向他施压，要求他回国受审。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中国官员的行为“侵犯了美国国家主权”。
首先，中国官员以旅游名义前往纽约，带著刘慎湘的亲属及他的上司，试图劝说刘自愿回国。当这一计画失败后，上海齐鲁公司在纽约对刘及其儿子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约200万人民币（约合28.5万美元）。
整起行动的核心人物是安全忠（An Quanzhong），他是纽约华人社区的知名领袖，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根据法庭文件，安全忠参与了监视刘慎湘的行动，并传达来自北京的信息。他告诉刘慎湘：“如果你回中国，在纽约的民事诉讼将被撤销；但如果你留在美国，诉讼将永无止尽。”
“这会是一场无尽的折磨。”安全忠在与刘慎湘的对话中说道。
2024年8月，安全忠认罪，承认在未向美国司法部登记的情况下担任中国政府代理人，他在今年3月底被判刑20个月，罚款500万美元。
在安全忠被起诉后，代表上海齐鲁公司的律师托马斯·J·贝内代蒂（Thomas J. Benedetti）撤销他为中国国企辩护的工作。他在提交给法院的信件中表示：“目前的诉讼可能是中国政府为迫使被告返回中国，或以其他方式伤害被告的一种手段。”
贝内代蒂未回应自由亚洲电台的多次置评请求。
第四章：米尼奥拉法庭
米尼奥拉是纳苏郡(Nassau County)法院所在地。法庭里的空气沉甸甸的，像是一个冗长的诉讼压在人的肩上。
2025年1月，马聚穿著深色西装、系著深色领带，静静地站在法庭里。尽管经历了种种波折，他说，“相信程序，尊重程序”。
马聚的律师王代时（Times Wang）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案件的律师，自案件开始以来就一直在帮助马聚的案子。王代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案件——一个异见人士在美国法庭上如此公开地被中国政府起诉，而美国的法律体系却不能保护他。”
王代时的父亲王炳章，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2002年，王炳章在中越边境与其他活动人士会面时被绑架，随后被带回中国，以间谍罪和恐怖主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权组织、联合国和美国国会均谴责这些指控具有政治动机。如今，七十多岁的王炳章仍身陷囹圄。
当马聚的案件被转到他的桌前，王代时知道他必须接手。“我很清楚，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意味著什么，”他说。“那些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人需要我们支持，需要有人站在他们身边。”
2025年年初，马聚的法律团队迎来了一名新成员——拥有30多年执业的纽约诉讼律师迈克·马斯里（Michael Herbert Masri）。马斯里对流亡有著切身的理解——他的家人因宗教迫害从伊拉克逃亡。
马斯里在谈到马聚案件时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让我这样说吧，一名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能指望在德国的法庭上得到公正审判吗？”
2025年1月的庭审听证会上，马斯里的到来为持续一年多的案件注入了新的紧迫感，也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他的对面坐著代表中国国有企业起诉马聚的律师爱德华·托普塔尼（Edward G. Toptani）。托普塔尼向法官保证，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要求——包括要马聚回答当年如何资助新疆的孤儿院——在商业纠纷案件中都属于正常程序。
马斯里显然不买帐。
“这和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他的声音划破了原本低声议论的法庭，引来几个原本心不在焉的旁听者的目光。随后，他转向法官，强调道：“法官阁下，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滥用法律程序，利用这座法庭，藐视这座法庭。”
法官最终裁定，双方需重新提交动议文件，以解决这一争议。
然而，听证会结束后，紧张气氛仍未散去。
在法庭外的走廊里，马斯里当面质问托普塔尼：“你竟然愿意当中国政府的打手，真是不可思议。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不觉得羞耻。”
托普塔尼的身姿微微僵硬，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太激动了。”
在气氛进一步恶化之前，一名安保人员介入。托普塔尼没有回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目前，马的法律团队正努力推动法官撤销先前的裁决，并计画提起上诉。
纽约的新家园
尽管面临巨大的法律压力，马聚依然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帮助中国移民——尤其是来自他的家乡及其他地区的新移民，帮助他们在纽约站稳脚跟。自2023年开设以来，已有600多人在马聚创办的移民庇护所暂住过。
马福骉（与马无血缘关系，“马”在他们的家乡是常见姓氏）是最早来到庇护所的人之一。他因宗教迫害逃离中国，在绝望之际与马聚取得联系，马聚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马福骉回忆说：“我找到了许久未曾感受到的......家的感觉。”
如今，马福骉在曼哈顿第三大道的一家新开的清真牛肉面馆工作。这家面馆简约明亮，菜单精炼，仅提供几道招牌菜——手拉牛肉面，现点现做。
这里的许多员工，大都曾在马聚的收容所住过。彼此熟悉的他们，会在新收到一条五星好评时鼓掌欢呼，他们一起讨论新的菜单创意。闲暇的时后，他们会围坐在一起，交换自己的流亡故事、曾遭受的创伤，以及对故乡的思念。
尽管每个人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命运却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是被中国政府推入流亡生活的人们。有人曾是女性权益倡导者，有人是调查记者，还有人曾在中国经营着小本生意。
喝了几轮茶水后，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道：“看来我们都是‘反贼‘——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局子‘里待过。”
屋内响起一阵笑声。“局子”（JuZi），是中国看守所的称乎。
马聚经常来拉面店里探望及帮忙。他说支持他坚持走到现在的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愤怒，而是这些人——那些不愿放弃良善与尊严的人。
“我会继续做我该做的事。”马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