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两场政治运动的血腥恐怖，这两场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起，在1968—1974年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清洗时代，造成了百万计的死亡人数，以及难以计数的被批斗者、被迫害者。而就在中共各派一致向民众举起屠刀大开杀戒的时候，中共高层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内斗。这些内斗中很重要的一幕，就是对刘少奇集团的彻底清洗。
如我们之前所说，事实上自从文革刚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在开始对刘少奇步步进攻。首先是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宣布靠边站。而后在1967年，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波波进攻，首先是这年1月蒯大富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然后是6月份造反派在中南海外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接着是7月13日造反派首次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再然后是8月的百万人批斗刘邓大会。到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严加看守”了起来。
在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批斗的同时，中共中央的专案组开始整理关于刘少奇的材料。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从理论上来说，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没有污点的，如果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现在已经是“坏人”，那么这个人以前肯定也有问题。于是，刘少奇的一段历史就成为了专案组最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这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到这时为止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原来，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曾破获中共北方局，将61名中共高干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了使这些人出狱，决定让他们履行国民党方面的自首手续。于是这61个人就在国民党的党报《华北日报》上刊登了《反共启示》，参与其中的包括倒台前担任中共中央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担任副总理的薄一波、担任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等人。这份《反共启示》的内容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在文革爆发后，这件事被旧事重提。在1966年10月，时任山西副省长的刘格平通过参与串联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这份材料。11月23日，刘格平又致信康生，表示这61人当时的做法“是领导者集体变节行为”。在这一情况下，康生成立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组”。在文革开始时，这61人中还有41人在世，其中有22人担任着中共省委书记、副省长、副部长以上的职务。
接着，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发布的文件表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这61个人就被正式定义成了“叛徒集团”。在这种叙事逻辑下，是刘少奇先让他们“叛变”，然后又重用了他们，于是刘少奇自然就是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总头目。
二、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除此之外，刘少奇曾经三次被捕的经历，也是专案组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三次经历，分别是1925年在长沙被湘系领袖赵恒惕逮捕，1927年在武汉被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陈公博逮捕，以及1929年在沈阳被奉系领袖张学良逮捕。专案组认为，刘少奇在这三次被逮捕的经历中背叛了中共，开始对他的这三段经历进行了深挖。
接下来，中共中央于1968年10月13日到31日之间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届全会，是在“黑手日”之后进行的，可以说是一次对“两年文革”结果进行总结的大会。由于许多中共中央委员已被打倒、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所以97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除了有10人已死外，能够参加会议的只有区区40个人，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是被从关押地点放出来参会的。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太少，不足法定人数，因此周恩来宣布所谓“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又从候补中央委员里挑了10个人作为中央委员，从而凑足了50个与会者，使与会者的比例达到了97个名额的51%，使会议能勉强地开了起来。此外，出席会议的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只有区区9人，而被“扩大”参会的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竟有74人，超过了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专案组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文件里面，对刘少奇的三段被捕经历进行了定性：
针对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的经历，审查报告中说他通过政治交易完全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所谓“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从而获得释放，还拿到了赵恒惕送给他的一套儒家四书。至于他到底接受了什么条件，审查报告里也语焉不详，透露着浓烈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针对他1927年在武汉被捕的经历，审查报告中说他向汪精卫、陈公博妥协，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此外，审查报告还说刘少奇曾致信陈公博，让汪精卫和陈公博“速除”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汉阳兵工厂内的中共势力。
针对他1929年的被捕经历，审查报告写得很像一部电影，在这里我摘录部分原文给大家听一听：
“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总的来看，审查报告中提到的刘少奇后两次被捕经历如果全部属实，那他确实曾经出卖过中共。不过，中共的政治内斗中常用的手法，就是在打倒一个人后千方百计地论证这个人过去就是一个所谓“叛徒”，后来张春桥、江青等人倒台后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因此，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可靠程度，实在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退一步说，如果刘少奇、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这些所谓“叛徒事迹”都是真的，那中共为什么要在他们倒台后才进行审查和定性？可见这类材料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追究这些人在几十年前的历史，而是为了给彻底打倒他们提供助力——如我之前所说，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如果一个人现在是“坏人”，那就表示他过去一直是“坏人”。
三、刘少奇的终结
总而言之，在这份审查报告中，刘少奇被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并被说成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在报告中还建议中共中央“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接着，就是走过场式的全会举手表决，除了一个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手通过了这份审查报告。唯一一个没有举手的人，是时任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会后她就被送去劳改了。全会通过了决议表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与会者一致声讨刘少奇。林彪说：“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
当时，刘少奇正身患重病。在得知中共中央全会把他开除党籍的消息后，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不再说话，于1969年11月12日死于他的囚禁地——河南开封的一处银行地下室。在被火化时，他被说成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个人信息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这样，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最大的对手刘少奇，从政治到肉体就彻底毁灭了。不过，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序曲。在这之后，毛泽东还要对付一个新的对手：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