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打三反”运动的实质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血腥残酷。在今天这一讲，我们则要谈一谈另外两次大规模镇压运动，也就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1970年1月31日，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以上三份文件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场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当中所说的“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实际上都是虚，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才是实。死于这场大屠杀的人，大都是被贴上了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标签的人，针对的对象则主要是有政治思想的思想犯。在这场大规模镇压中，约有15万—20万人被杀害，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更是达到了约200万人之多。
“一打三反”运动在屠杀的规模上虽然不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也十分之恐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间“两年文革”的一种延续，屠杀的主要对象包括所谓的“黑五类”，以及各地惨遭镇压的造反派，这场运动使“两年文革”后的新社会秩序在大量尸骨上建立了起来。“一打三反”运动，则可以说是一场在这种新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以后，展开的大规模所谓“杀人立威”。在1970年1月31日周恩来起草的那份通知中，就有这样一句杀气腾腾的话：
“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
于是，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爆发，又一场人头滚滚的大屠杀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样，也是遍及了中共治下的各地，带来了又一场腥风血雨。
二、大量思想者惨遭杀害
在北京市区，“一打三反”运动持续到了1970年底，公开数字显示在这场运动在当地一共所谓“捕获”了约5775名“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破获“约3138件”反革命和比较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发现了 6200 多起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文革思想犯遇罗克。在文革初期，当时是北京机器厂学徒工的遇罗克曾写过一篇名为《出身论》的文章，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强调个人通过努力获得权利。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不但在激烈反对着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老红卫兵，也在反对着主张将人划为“红五类”、“黑五类”等不同类别的毛派，这使他遭到了中共各派的一致迫害。1970年3月5日，时年仅仅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被身挂大牌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惨遭枪杀。他可以说是“一打三反”运动中遇害思想犯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北京之外，“一打三反”运动往往进行的时间要更长，一直到1972、1973年间，中共中央才收到了这场运动所谓“胜利结束”的相关报告。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将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了省一级，有些省又进一步下放到了县一级，被判死刑的人都像遇罗克那样被“立即执行”。于是，在这种死刑审核权下放、死刑立即执行的恐怖氛围下，大规模处决、增加处决数字就成了达成运动指标的一种方法，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
南京的一位“一打三反”大屠杀幸存者方子奋，曾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场运动当中的恐怖：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当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记得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们脸上的那种愤懑、痛苦、恐惧、无奈、绝望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卒听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被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的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颠簸在轻轻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它们正在向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信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三、“无厘头”的“清查五一六”
另一场运动“清查五一六”，它的源头则是显得非常之“无厘头”。这场运动的起源，要追溯到1967年夏天。当时，文革正在进入它的第二个激进高潮，周恩来也成为了一部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了一封题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一连提出了质问周恩来的二十三个问题。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对周恩来的各校造反派学生组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周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这之后，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小将们将行动升级，于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广泛发放传单，表示“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北京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标语。
在当时的第二次文革高潮中，周恩来虽被攻击，但没有被打倒。随着这次文革高潮的降温，五一六兵团的骨干也很快就遭到了逮捕。本来，这件事看上去已经是结束了。然而，在1969年，这件事情又被中共高层提了出来。在这一年的一天里，毛泽东在有关北师大的一份报告上曾作出这样的批示，说：“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同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谈话中，这样说道：“‘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这样，所谓“五一六”就和早已经被打倒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联系了起来。
接下来，在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对一些文艺工作者讲话的时候，又对“五一六”的定性进行了加码，说道：“‘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这样，同样早已经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说成了“五一六”的后台。另一毛派干将谢富治则在同一场活动中直白地说：“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同样出席了这场活动的周恩来则表示：“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由此可见，所谓“五一六”完全就是一种口袋罪名，实际上针对的主要矛头则是各路已经失势的造反派。197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李震为正副组长。根据成立这一专案联合小组的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换言之，任何人都可能是所谓的“五一六”，不管这个人实际上在组织上有没有参加过一共就没有多少人的“五·一六”兵团。
很快，被罗织到了“五一六”头上的罪名，就包括了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5月13日“新三军派”冲击“老三军派”演出、所谓“清华、北航黑会”、清华造反派开枪射击工宣队等等一系列造反派作出的著名事件。这些事件当中，有不少曾是蒯大富的手笔，也就是说连蒯大富这时候都成了“五一六”——在这种疯狂的“清查”之下，“五一六”被安上了种种它没做过的事，实在是使人无语至极。
一直到1974年初，疯狂的“清查五一六”事件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运动中，又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死者。而更为蹊跷的是，这场运动走向终结的一个标志，也和它的开始一样显得十分“无厘头”——1973年10月22日，“五·一六联合专案小组”副组长李震，被人发现死在了中国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中，后来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所谓“畏罪自杀”。然而，如果这不是一起他杀案件的话，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钻进这种地方。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猜想：中共高层为了结束这场疯狂的运动，将李震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